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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回避的还有执政党与宪法、与其他国家机构和国家权力的关系问题等。

值得指出的是，该法律对个人社保数据的提取、加工、保存、转交、更正、消除等也作了非常具体的规定，这与德国向来重视个人数据保护一脉相承，同时也从数据保护的角度加强了对社保求助人的权利保障。[xlii] 也就是说，给付行政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行政机构采用了与他方合作的方式来履行自己的社会救助保障义务，这就是社会保障领域中所运用的公私合作（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

该法第4条第2款规定：民法所规定的抚养义务者的义务以及其他法律所规定的扶助，均优先于本法律的保护而施行，转引自杨晚香：给付行政中的国家辅助性原则，载杨建顺主编《比较行政法——给付行政的法原理及实证性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最低生活保障不仅指物质生活，还包括必要的社会文化精神生活，例如尤其是对青少年成长比较重要的看戏、体育运动、旅游等活动。但是，对贫困地区来说，社会救助支出会让地方财政更加捉襟见肘，对于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也应防患于未然，处理好社会救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xxxiv]而人权的基本价值就是对所有人予以普遍的尊重和保障，人的尊严是统领所有宪法权利的核心价值。只有在例外情况下，个体不能作为经济主体自食其力时，基于其作为人的尊严，可以有权请求国家给与救助，保障其基本生存。

[iii] 社会救助是由国库开支，用税收收入支付的，给贫困者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在立法中，如何确立社会救助的基本原则，如何与2010年10月通过的《社会保险法》相衔接，以及如何保障公民社会救助权利的实现，都是需要重点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只有在法律规范从属的规范体系、法律秩序具有实效的条件下，具体法律规范才能被认为是有效力的，但法律秩序、规范体系具有实效只是具体法律规范有效力的条件之一，而非根本性理由，并且这里所说的实效具有抽象意义而非涉及具体意义。

[36]凯尔森认为宪法法院也可在判决中指出可以适用的其他法律规范以填补违宪规范被撤销后的规范调整漏洞，同样针对具体个案，宪法法院亦可指出可以适用的旧法，但这种方式不能适用于所有案件。[22]法律制定和法律执行的同一理论表面上看无甚价值，实际上却是合宪性控制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宪法法院的合宪性控制职能不会影响这一目的的实现，相反会促进权力平衡、促进民主实现。此外，这些立法规则不能被普通法律修改。

用凯尔森的话说，制定法和习惯法都是半成品，只有通过司法判决及其执行才能获得完全实现。根本法（宪法）和普通法（法律）的区分似乎为法律的合宪性控制奠定了基础，它也使人们看到了在君主立宪政体中实现宪法保障制度的希望。

因此，需要引入司法性的合规性控制和合法性控制。[14]实际上任何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总是依据特定法律而作出，狭义上的合法性理论旨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是否符合这些法律。[36]值得深入讨论的是，宪法法院的判决是否具有追溯效力。这种对法律规范存在的说明和法律价值判断本身在客观层面均是可证实的，都可以回归到客观存在的实在法。

[37]Hans Kelsen，第4页注[4]，第191～193页。[26]Hans Kelsen，第4页注[4]，第165～170页。这种价值判断是客观的，它旨在说明在行为和判断人推定存在的法律规范之间的一种消极或积极关系，这也意味着对法律规范存在的说明。这里就不得不提及施米特对凯尔森的批判。

意大利宪法学界对于凯尔森和施密特之间的论争也关注颇多，Cfr Gustavo Zagrebelsky, La giustizia costituzionale, Il Mulino,1988 , pp. 28 - 33。有学者认为司法保障理论违反权力分立理论。

[44]凯尔森La garantie jurisdictionnelle de la constitution发表于1928年，可以推想其理论的发展对奥地利违宪审查制度变革的推动作用何其之大。需要详加讨论的是，特定的合宪控制制度构想如何与既有制度相协调。

[23]对于凯尔森所理解的位阶理论和同一理论，同时代的其他法学家多持异议。[10]实际上，宪法保障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对宪法概念的重新诠释。凯尔森的回应文章为Wer soll der hiiter der verfassung sein? , in Die Justiz,1930-1931，意大利文译文名为Che dev' essere it custode della costituzione？收于本文所引用的La giustizia cositituzionale一书中。来源：《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1年第1期 进入专题： 凯尔森 宪法司法保障理论 。一个法律规范的创造总是为另一个规范所决定，如果逐级上溯，决定其他规范创制的最终规范便是法律体系中的基础规范。在绝对君主制国家中，君主的命令即是法律，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宪法，也不存在调整宪法修改和法律制定的规范，因此违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假命题，不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但在作出相应判决时，宪法法院需要分析违宪法律的缺陷种类，也就是需要区分形式违宪和实质违宪，然后再给出具体的效力判断。第二个是抽象行为和具体行为的区分标准，它使虽不直接从属于宪法但性质为抽象行为的规章也被称为合宪性控制的目标。

对于直接从属于宪法的行为，必须进行合宪性控制。凯尔森认为这种观念也是受到了君主立宪时代宪法理论的影响。

凯尔森强调司法行为、行政行为是对法律的具体化，旨在摆脱特定政治观念的不当影响。夏小雄，男，2002年9月至2006年7月就读于南京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2006年9月至2008年7月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获民商法硕士学位，2009年1月至今就读于比萨大学法学院。

[16]Hans Kelsen，第4页注[4]，第8～9页。[32]对于失去法律效力的法律规范，宪法法院原则上无权进行审查。如果议会中达到法定数额的议员对于议会通过的法律提出违宪审查要求，宪法法院也必须受理并加以审查。[38]4．合宪性控制的程序[39]合宪性问题的提出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宪法法院是否能够实现合宪控制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其次，法律的适用过程是抽象规范具体化的过程，具体化意味着法律评价的确定化，这也是一种创造法律的过程。在凯尔森看来，尽管历经时代变迁，宪法概念保留了其核心理念：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法律秩序的基础。

[44]这次改革使分散提出、集中审查的附带性违宪审查模式得以确立，如今这种模式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宪法法院的判决也可以根据审查对象的不同而做不同处理，特别是针对已经失效但仍需要适用的法律规范，宪法法院的判决只能排除其适用而无须顾及其效力问题（因为其已经失效），也即排除违宪性规范对具体案件的适用即可（废止规范的剩余效力）。

凯尔森认为事实陈述的真实性可以由经验加以证实，规范陈述无真假之分，只能区分为有效力或无效力，而规范效力的理由只能始终为一个规范而非事实，法律规范的效力渊源不会是现实而是可以引出特定规范的另一规范，并可追溯到效力自明的最终规范。详细内容见第4页注[4]所引文献。

无效的行为是自始无效、确定无效、当然无效，原则上不需要其他机构对其加以确认。实际上，基本规范可以把创造法律规范的权力再授予其他权力机关，换言之，创造规范的权力可以从较高的权威委托给较低的权威，它们制定的法律规范也可以区分高级规范和低级规范。经由具体制度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凯尔森对欧洲合宪性审查理论和实践的贡献。但对违法规章的撤销则由宪法法院操作更为合适，根本原因是法律的合宪性和规章的合法性具有本质上的相似性，因为法律和规章均具有抽象行为的特征。

[8]Hans Kelsen，第4页注[4]，第149～150页。在进行具体制度设计时仍然必须注重各国国情差异，但也有一些基本原则需要遵循，如法官来源的多样化、法官人数不宜太多、法官具有解释宪法的专业技能等。

恰如前文所述，此时需要赋予宪法法院之类的特定机构以司法权威，通过违宪审查保障法律的合宪性。对规章而言，应当区分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和执行法律内容的规章。

换言之，立法机关的立法程序和立法内容必须符合宪法的原旨，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的法律适用也必须尊重宪法所确立的原则拘束和具体要求，国家权力机关的运作必须符合宪法所确立的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40]Hans Kelsen，第4页注[4]，第201～202页。